这个任务耗时太久了 ， 我知道我完不成预定的其他任务了 。 谢尔也移动了很远 ， 他铺设的电缆能让以后来访的飞船与我们对接 。 事实证明 ， 这些电缆和我的油枪一样不好操作 。 我们已经工作了6个半小时 ， 打算结束这一天的工作 ， 回到气闸舱 。 尽管我们宇航服里的消耗品还可以再用几个小时 ， 但我们必须为可能出现的意外留出应对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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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空间站上的日出 本图源于《我在太空的一年》 ， 中信出版集团 ， 2019
太空行走中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是：我和谢尔必须回到气闸舱 。 谢尔先走 ， 他穿着笨重的宇航服穿过了舱门 ， 没有被任何东西勾住 。 一进舱 ， 他就系上了安全索 。 我解开他仍然连在空间站外部的安全索 ， 然后把安全索系到自己身上 。 接着 ， 解开我自己身上的安全索 。 我把腿放在头上 ， 然后翻转到舱里 ， 所以 ， 我将面对舱门关闭它 。
我俩都回到舱内时 ， 我们都呼吸困难 。 关闭舱门——这绝对是高强度的——要比打开舱门难得多 。 因为太空行走的疲劳造成了能量损耗 ， 我手上的力气已经完全耗尽了 。
第一步是关闭外部保温盖 ， 就像大多数暴露在强光下的设备一样 ， 这个舱门已经被太阳严重损坏 。 这个土豆片形状的盖子已经不容易关上了 ， 而且需要多种技巧 ， 才能安全地关上它 。 随着舱盖的关闭 ， 我们该重新连接空间站系统 ， 通过空间站将氧气、水和电力输送到宇航服上 ， 而不再消耗宇航服里的能量 。 这也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 但几分钟后 ， 我们设法让它们恰当地连接起来 。
尽管疲惫不堪 ， 但我还是想办法把舱门安全地关闭并锁好 。 空气在我们周围嘶嘶作响 ， 回到舱内的一系列工作 ， 让我和谢尔的呼吸仍然很困难 。 我们大约等了15分钟 ， 做了一些泄漏检查 ， 确保当气闸舱的压力恢复到空间站压力水平时 ， 舱门也已正确关闭 。 在等待时 ， 我挣扎着把耳朵压在一个嵌入我头盔的垫子上 ， 然后吹气（这个瓦尔萨瓦动作是为了模拟我们捂起鼻子的效果） 。 完成这个动作 ， 需要的力量比我预想的更多 ， 之后我发现 ， 在这个过程中 ， 我的眼睛里有些血管破裂了 。
我们已经穿了11个小时的宇航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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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伞打开后 ， 我们安全飘落到了地球上 。本图源于《我在太空的一年》 ， 中信出版集团 ， 2019
在压耳朵过程中的某个时刻 ， 我们失去了与地面之间的通讯 。 我们知道 ， 这意味着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们不用在NASA电视台露面了 ， 而且可以说 ， 我们喜欢这样 。
“真他妈的疯了！”我说 。
“是的 ， ”谢尔也同意 ， “我累死了”
我们都知道 ， 在9天之内 ， 我们还要进行一次太空行走 。
当舱门打开 ， 我们看到了龟美也的笑脸 ， 知道这一切快结束了 。 龟美也和奥列格仔细检查了我们的手套并拍了很多照片传送到地面上 。 手套是我们套装中最脆弱的部分 ， 容易划伤和磨损 ， 地面上的手套专家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今天手套的情况 。 在宇航服仍处于加压状态时 ， 任何漏洞都更容易看到 。
准备脱下宇航服时 ， 龟美也会先帮我们脱下头盔 ，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脱 。 但是 ， 我们会失去更干净的空气：宇航服里的二氧化碳过滤器 ， 比空间站上的西德拉做得好 。 在地球上 ， 想脱下宇航服是很困难的 ， 但是我们也有重力的优势 ， 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向下拉到地面上 。 但在太空中 ， 我和宇航服在一起飘浮着 ， 所以 ， 我要龟美也抓住衣服的袖子 ， 同时用他的腿用力拉着裤子向另一个方向拽 。 从坚硬的宇航服中挤出来时 ， 让我想起了一匹正在分娩的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