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回望即将过去的2021年,这正是经历变化的一年 。今年采访的学者许子东认为读者的口味正在发生变化,这体现了中国大时代从“下乡”到“进城”的趋势转变:八十年代大家看城里人下乡,看阿城、韩少功、王安忆;现在是乡下人进城占主流的时代,农民工进城,小镇青年买书是主体,所以《平凡的世界》“影响三观” 。
批评家以外,作家也正在思索创作的变化,阎连科在接受界面文化专访时,反思自己这一代作家过于重视宏大叙事,关注历史和现实,好像一旦故事进入历史,家庭细微的问题就不值一提,因此需要有更细腻、深刻和复杂的笔触 。
我们的盘点也将从不变的世俗传奇与思变的小说文体讲起,延展到更广阔的基层写作、文学改编、重要纪念日与文学奖,以及疫情中实体书店的境况 。
余华《文城》是本年度最受关注的长篇小说 。作家余华在八年之后推出了新作长篇小说《文城》,小说以清末民初的乱世村庄为背景,书写一位带着女儿寻找妻子的男子,在一个叫做溪镇的南方村庄落脚,他操持木工的工作,结交朋友,日子逐渐过得平静安定,而此时外部世界正在剧烈变迁,军阀和匪祸逐渐影响了村庄的生活 。小说出版后,有评论者认为《文城》的特别之处在于同时讲述了南方村庄与北方乡土的故事;也有专家认为《文城》较为少见地写出了一个女人——也就是《文城》中的妻子小美——爱上两个男子;此外也有学者为作品小说出的通俗传奇感辩护,余华自己也颇认同这个说法,认为跟《活着》比,文城更像传奇,人物也都是戏剧性的;而写实主义小说与传奇小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人物带动故事,后者是故事带动人物 。小说发表后有读者表示对余华的失望,认为小说不过在重复旧日故事 。
事实上,从《文城》的创作过程看,故事的主体确实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只是在疫情期间作家又在前面写作的基础上进行删改,因此读起来有年代感也许并不偶然 。然而关于《文城》的传奇戏剧性,我们仍可以继续思索,传奇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变成了情节“工具人”,以及在表达良善和理想境界方面,《文城》与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文学的相通,又是否会导致文本的不自由与不自觉 。毕竟,《窦娥冤》《赵氏孤儿》这般凝结了中国传统社会主流道德话的作品,比起诗歌散文以及非话本小说,更受制于正统意识形态也更缺少表达自由 。

文章插图
从《文城》的传奇戏剧感,可以谈及刘震云的《一日三秋》与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 。《一日三秋》中作者的角色恰似一位说书人,写书的缘由被交代为将豫剧团六叔的人物画还原成一则则故事,故事谱写出的延津县人物命运起落,都包裹于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传说之中——仙女爱听笑话,若是有人说不好笑话,便有死于非命的危险 。令故事更显得传奇的是,主角也笼罩于豫剧《白蛇传》光环之下,他们是豫剧团的演员,在舞台上分别饰演着白蛇、许仙和法海的角色,在生活中也有着与角色相似的命运 。推动剧情发展的情节有着荒腔走板的色彩,死人可以托梦,离魂还能附体,与生人对话、提出要求 。只是在这荒诞不经的框架之下,人物的举动并无出格之处,就像当地人相信流行歌《该吃吃,该喝喝》能够疗愈生活的忧郁,故事的整体氛围正是无论如何不幸,都应当该吃吃、该喝喝,人物生活的最重要的节点仍然是婚丧嫁娶和生老病死,可能比鬼魂附体更不可思议的是,已经变成了鬼魂都不能舍弃人伦亲情纠缠不休,脱不开世俗理性的套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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