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瓦迪士给语言学找到的碳14 ， 就是“核心词” ， 或者“核心语义” 。人类认知的共同性 ， 决定了有些词大家都会常说 。比如太阳、月亮、身体部位名称 ， 还有人称代词、数词 ， 这些都是核心语义 ， 而且变化比较慢 ， 原因在于人的交际需要 。比如 ， 小孩今天晚上叫“妈妈” ， 明天上午叫“嬷嬷” ， 妈妈就听不懂了 ， 最核心的语义一定是变得比较慢的 。斯瓦迪士经过统计 ， 认为核心语义的变化速率也是恒定的 ， 于是提出一个语言年代学的公式 ， 利用这个公式 ， 通过计算两种亲属语言中现存的同源词多少 ， 来计算分化的年代 。
但是 ， 这种方法遭到了很多质疑 。第一个原因是 ， 语言的变化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战争频繁的地方 ， 语言变化的速度就快 ， 一打仗人死光了 ， 其他地方的人迁移过来 ， 语言就发生变化了 。中国历史上大的动乱 ， 例如唐朝的安史之乱、黄巢起义 ， 北宋的靖康之难 ， 都导致了北方移民大量南下 ， 一旦与当地人接触 ， 就会引起语言的借用 。第二个原因是 ， 词汇的变化速度也不一样 ， 核心词变得慢一点 ， 文化词就变得很快 。甚至有些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很稳定的词 ， 实际上并不稳定 ， 比如说人称代词 。汉语里的第三人称先秦还没有 ， 出现时已经很晚了 。上海人喜欢说的“侬”最早是第一人称 ， 古吴语以“侬”或“阿侬”表示“我” ， 现代上海话“侬”则变成了第二人称“你” 。所以印欧语中一些最稳定的语义 ， 在汉语中就不一定如此 。
尽管如此 ， 我们还是采用了斯瓦迪士的理论 。不少中国学者 ， 如孙宏开、黄布凡、郑张尚芳等 ， 都认识到斯瓦迪士的理论对东方语言不完全适用 ， 进而提出了东亚语言的核心词 。但是我们认为 ， 绝大部分核心词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 如太阳、月亮 ， 大家都常用 ， 例外只是少数 。中国学者提出的核心词同斯瓦迪士相比 ， 绝大部分也还是一样的 。
具体计算年代的方法 ， 我们采用的是贝叶斯统计方法 。我在网上看到了不少评论 ， 很有意思 。比如有一位学者 ， 他看到我们用了贝叶斯统计方法 ， 大约在网上检索了一番 ， 发现贝叶斯学派是“主观概率学派” ， 就认定我们是在“主观”臆测 。实际上 ， 主观概率学派相对于频率学派而言 ， 是对概率论的一大发展 ， 在无法通过重复试验得出概率的情况下 ， 根据有限的观察提出一个主观假设 ， 通过大量的材料不断作出修正 ， 逐渐逼近事实 。这更接近经验科学的普遍做法 。就算相对论也是一种假设 ， 还在不断接受经验世界的检验 。这个方法首先用在物种分化 ， 后来语言学也采用了 ， 并且产生较大的影响 。
有了这种语言谱系树 ， 还可以用谱系地理学（phylogeography）的方法推断分化的地理位置 。谱系树上最接近的语言 ， 通常地理距离也比较接近 。例如 ， 上海与苏州地理上比较接近 ， 语言也比较接近 。上海与广州 ， 距离比较远 ， 语言的关系也比较远 。当然 ， 也会有不同的情况 ， 武汉与昆明的距离比较远 ， 语言却比较接近 。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 ， 语言的距离与地理的距离是相关的 。同时 ， 这种方法还假定 ， 原始人从一个地方开始向四处分化的时候 ， 他们的迁移是随机性的 。根据这些假设 ， 我们算出原始汉藏语的发源地在四川一带 。但是 ， 汉藏人向四处迁移并不是很随机的 ， 更多的是从北向南迁移 。所以 ， 汉藏人的发源地一定在四川以北 ， 即陕甘宁一带 ， 就是仰韶与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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