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因为政治标签太显眼,反而让大家对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不清晰 。一般我们所了解到王荆公,必先称其为政治家,然后才有文人之名——这与他自身的认知是相同的,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认知也是相通的 。
和名闻天下的大文豪比起来,士子们其实更看重的是自己在经国治事方面的成就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天下震动,以失败告终,也成为历来政治观点向左的人向他泼污水的理由——但是无论如何攻击诋毁,王安石一心为朝廷,一心为百姓以及他的生活作风和诗文水平,都无法被抹黑 。
因为自己的政治家身份,王安石对诗词的态度以二次罢相为节点,前后是不同的 。在年轻的时候,积极投身官场和民调,其创作主要是做“不平鸣”,注重社会现实,而且轻看文辞修饰,直言“诗词,末技尔” 。在罢相归隐之后,因为年龄的缘故,加上皇权对政治态度的反复让他心态逐渐平淡,不再复其推进新法时候的锐气,诗文内容开始以咏物言志为主,而文字修辞也开始注意平实下的精致,含蓄深沉,大巧若工,诗风直追盛唐 。
也正因为如此,他晚期的“荆公体”在宋诗大转弯走向说理、议论的时候,反而独树一帜,传承盛唐特色,也因此成为宋诗中的最高峰 。至于词牌,当他读到晏殊的闲情之作时,不禁皱眉:“一朝宰相,居然写这种调调?”因此即使偶尔为之,风格也和范仲淹的苍凉大气类似,在豪放创始人苏东坡面前亦不逊色 。如曾详细讲过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就让苏轼击节称叹,是词牌史上婉约向豪放转身时期的一代名作 。
所谓“诗言志,词调情”,虽然在王安石、苏轼时代已经开始了诗词合流,但“诗词各是一家”即使到了后来的周邦彦、李清照之时仍然是主流观点——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旧可以这么认为 。所以王安石的文学作品,诗词虽然都有,但是以诗为主,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士大夫,何况他走得更远,曾将诗文看作一种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能力和工具 。
他晚期作品直追盛唐,但毕竟只是追盛唐,所以读王安石的诗,“荆公体”虽好,也无法尘出李白、杜甫、王维等盛唐诸公,所以反而是他早期那些说理的作品,读起来更有特色,而且独树一帜,思辨能力超强,特别是他的“一曲明妃天下惊” 。
在理学开始昌盛,思辨角度不断生发的北宋,王安石的诗风辛辣,观点独特,甚至是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的思维水平 。
很多人因为熙宁变法的激进性认为王荆公是穿越人物,其实读他的早期诗作,在结合当时柳永、晏殊、欧阳修这些人的文学思路,就会发现王安石确实是个具备现代意识的古人,甚至在政论方面,思维的发达超过同时期,同门路,同风格的范仲淹、苏东坡 。
甚至有时候读多了王荆公作品,感觉苏轼的都不够看——固然才情千古,却缺乏政治视野的高度 。
著名的《登飞来峰》咱们就不说了,就看看他的《明妃曲二首》 。《明妃曲》是以王昭君为题材的咏古诗,是王安石早期诗歌水平的代表作品 。
放到今天来说,年轻时的王安石就是个杠精,是个翻案文学的斗士 。
这和当时的思想发展和文学潮流是相契合的 。宋诗步入造景明理的诗学方向,是在唐诗极盛之后的不得已转型,抓住了新儒家理学的思考潮流,融合成为一种独有的宋代诗风——更何况还有专门的“理学诗”,即使不是理学诗,其它作品中的说理、议论、思考都是常态 。宋人是思辨能力极强的,一方面理学发展起来,就是烧脑的学问;另一方面,宋代文学、史学的发展,大家关注人文历史,思考问题就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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