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清流之所以对洋务派施以种种压力，一大原因是他们持千年之义理，以维护传统道德“正义”一面，比划出洋务运动的种种不是，所以在“清议“下，洋务事业举步维艰，倍受阻隔 。此外，在清流看来，“中国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向夷人学习 。他们问道，为什么在十九世纪中国就必须模仿西方才能富强呢？”
思想观念保守使他们还找不到“师事夷人“的理论依据 。然而“守旧派与洋务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江苏布政使黄彭年有一段话，道出了他当时的心理认识，“臣昔官京师，亦疑机器、轮船、电线、铁路非当务之急，以服官各省，澄观事变，则知今日之趋势，实不得不然 。”黄彭年（1824—1890），字子寿，贵州贵筑人，道光二十七年（1843）进士 。他由科考而进仕途，熟读四书五经，精通时文帖括，满脑子都是传统文化的影子，又久在京师为官，视野狭小，难免不参照传统文化的评判标准，否定机器、轮船等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作用，但一改外任，在实际事务中，才深深感到学习西方乃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黄彭年这种思想认识的转化在当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清流虽然以维护名教为己任，但也继承了道咸以来“通经致用”的思想取向，有着开新的一面 。既然洋务派不改变传统的伦理道德这一套传国之“道”，只是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而且西学确实可资“自强”，于是他们中的的一些人开始慢慢转变，尤其是随着他们眼界大开，切身实际事务后，深深感到时事艰难，必须变通兴办洋务，于是他们开始转向洋务 。
1880年，张佩纶丁母忧期间，曾在北洋官署住了一个月，参观了电线房，巡视了北洋的海防设施，并亲自施放了水雷，眼界大开 。又与李鸿章及其幕僚讨论海防建设问题，对《北洋水师章程》的形成，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 。时在李鸿章幕府的薛福成曾言：“辛已之夏，张幼樵学士至天津，与余论及北洋水师事宜，余一夕草此贻之 。今者创设海军已在七、八年后，局势又渐有异同，然去年所订海军章程，大致尚多与此相和 。”⑤[83]可见张佩纶由当初憎恨洋务到支持洋务的转变 。其它清流人物，如张之洞、陈宝琛、宝廷、黄体芳、吴大澂等人，一事也以洋务为“急务”，对兴办洋务事业多有建言，尤其是张之洞，放外任后，“用人行政，惟以洋务为重 。于李文忠，则亦步亦趋，尤极其揣摩之工，非余子所能望其肩背 。”①[64]清流思想的这种转化具有普遍性，这与他们“通经致用”的思想倾向有着很大的关系 。
既然传统的一套不济于事，学习西方就成了逻辑上的必然 。李慈铭曾经说邓承修“深恶洋务”，其实后来邓承修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法战争期间，连番上折建议“修守战”、“制器械”、“开矿”、“通商” 。王维江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奥妙，“真正‘深恶洋务’的恰恰是李慈铭本人，所以他愿意将邓承修引为反洋务的知音 。”②[140]就连当初视洋务为“洪水猛兽”、“乱臣贼子”的丁立均，后来思想也发生了转变，1895年与康有为等人共同创办强学会，并出任强学会的“正董” 。
清流思想转化后，对洋务的态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反对转向支持 。清流能转向洋务，其中一大主要因素是两者在文化观上有共通之处，都坚持中学之“体”，维护传统之“道”，在器物层面上变通学习西方，这与坚持“道”、“器”都不变的守旧派有着明显区别 。清流思想的这种转变，并不预示着他们成为了晚清政治变革的积极推动者 。甲午之役，清流深受民族危机的刺激，极力鼓吹变法图强，把维新派引为同道，加以保护和举荐 。翁同龢曾在至廖寿恒的密函中说：“康、梁有其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必欲使其才能得所用，用后已也 。”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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