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梁之才大加赞赏，并着力进行荐举、支持，以推动维新运动的开展 。但是“翁同龢的维新理念、学术观点和康有为等始终存有差距”，④[155]当维新派的变法主张超出了清流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后，翁同龢与康有为等维新派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从当初支持转而反对康有为变法的继续推行 。刘体智如此评价翁同龢态度的转变，“常熟当国既久，以古大臣自励，颇不悦于维新异说之骤起，力争于上前 。至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正负气之语 。”⑤[64]
所以后来翁同龢在光绪面前说康有为“居心叵测” 。张謇“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变法也 。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所界，亦不可测 。康本科进士也，先是未举，以监生至京，必遍谒当道，见则久谈，或频诣见 。余尝规讽之，不听 。此次通籍，寓上斜街，名所居为万木草堂 。往晤，见其仆从伺应，若老大京官排场，且宾客杂，心讶其不必然，又微讽之，不能必其听也 。”⑥[16]由政见分歧进而对康有为的生活起居都生厌 。张之洞更不满维新派的“异端邪说”，抛出《劝学篇》，鼓吹“中体西用”，以反击维新派变革体制的主张，直视维新派为一群“乱臣贼子” 。清流既反对变革，又支持变革，这一身两性的特征主要是由他们的思想文化观所决定的，以传统之道为标尺，对“道”所能容纳的内容予以支持 。如果当变革的内容突破了他们所能接受的程度，则大加阻格 。除此之外，清流充当晚清政治变革的两性角色，也与他们的身份地位和性格特点有着很大联系 。翁同龢身为帝师，“言动皆有法程”，须处处谨慎自持，不敢失坠，所以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温和的改良者 。张之洞也一样，稳健有余，进去不足，又以身处湖广总督的高位和声动朝野的名望，所以表现得谨小慎微 。“清末新政”期间，在创巨痛深之后，朝野上下都弥漫着改革的呼声 。设议院、行宪政尘嚣日上，张之洞本人也怀此想法，但首施两端，窥测上意，迟迟不敢发出过激的言论，直到1904年，在全国一片行宪政的声浪中，才缓缓提出立宪的主张 。
自强”的献策者和实施者在近代中国，“自强”无疑是最时髦的政治流行语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士大夫思想震动很大，堂堂“天朝上国”竟败于“岛夷”，从而滋生了自强的想法，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其中就有自强的意蕴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巨痛深，使当时的清醒之士更觉得潜在的民族危机，自强成了救国的当务之急 。1862年，曾国藩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 。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 。”①[40]左宗棠也说：“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 。”②[39]基于这些认识，这一批“中兴名臣”掀起了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 。
甲午之败，空前辱国，“自强”之说更是尘嚣甚上，诚如谭嗣同所言：“今夫自强之策，其为世俗常谈者 。”③[25]梁启超说：“若乃科举、学校、官制、工艺、农事、商务等，斯乃立国之元气，而致强之本原也 。”④[46]把改科举、兴学校、改官制，兴办工商、农事等作为自强之本 。庚子之乱，慈禧鉴于空前的统治危机，也高唱“自强”的调子，在谕旨中说：“尔中外臣工，虽知国事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 。”⑤[85]把变法自强看成是转危为安的唯一途径，从而开启了晚清最后一次政治变革 。在初期，清流不大使用“自强”一词，而是循着传统的治国之道，用“求治”、“图治”、“本图”、“治本”等传统术语 。光绪四年（1878），张佩纶上《请急人才折》，提出“图治之道，首在求贤” 。⑥[3]同年，黄体芳也上折提出“治本之道”，“一曰广聪明”、“一曰课臣职” 。⑦[20]透过他们这些主张可以看出，清流起初是立足于传统的治国之道，希望通过修明政治、精选人才达到“求治” 。由于思想意识的滞后，他们与洋务派相比，对“自强”的理解存在很大差距，而且对洋务派在“自强”口号下的种种弊端深为不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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