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者收藏的抄本中，有一本抄于光绪二十六年( 1900) 的《古文释义》，抄写者的书法较为老到，作者据此认为，“他已经花了许多年来提高书法水平，可能是一个少年或青年”( 第 69 页)。这个抄本抄录了 22 篇古文，抄本最后有一段题为“时运”的文字，讨论的是时运问题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人生于天地之间，无人可以摆脱时运的影响，所谓时运不济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差别仅仅在于是否意识到时运的存在，在于是否知道对时运善加利用 。因此，“若怨时运不至者，岂不愚哉”? 最后为了表达谦虚，抄写者书“见哂见哂”四字( 第 70 页，参考第 71 页图 2. 2，作者漏读了后两字)。在这篇短论中，抄写者表达了对时运的看法，而作者认为透过这些评论，今人有可能窥见抄写者的 世界观 。
① 刘永华: 《礼仪下乡: 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102 页 。
② 晚清民国时期原香港新界一位塾师的藏书中，抄本就占了一定比例，特别是实用指南类书籍，164 种书籍中，抄本占 35
种，为总数的 1 /5 强 。参见刘永华《后五四时代中国内地的书籍流通与阅读取向———基于四份书单的分析》，未刊稿 。
③有关中国书籍从抄本向印本的发展历程，参见大木康著，周保雄译《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6 页; 井上进著，李俄宪译《中国出版文化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0 页; 周绍明( Joseph P. McDermott) 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 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9—73 页 。在欧洲书籍史学界，以往从抄本到印本的线性认识已经受到质疑和修正，抄本在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仍旧长期存在 。参见 David McKitterick，Print， Manuscript and the Search for Order，1450 － 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第四至九章详细讨论了五大类型的文本: 第四章《徐老师: 在一所清末的小学课堂内》讨论的是杂字等蒙学读物; 第五章《清朝算命师对未来的占卜》考察的是一本命课; 第六章《构建民国时期的家系: 1944 年山东》解读的是一部家谱; 第七章《老白老钱写联儿》分析的是两本楹联抄本; 第八、九章《妖魔》围绕不同阶序的超自然对象，讨论了一系列道教科仪本介绍的种种驱邪法门; 第十章为结论 。书后有四个附录 。附录 A、B、C 分别罗列了三类抄本: 本书提及的抄本，作者收藏但没有论及的抄本，及作者收藏的韩国、日本抄本 。附录 D 是科仪本《五十之日逢五道》的英译 。
考虑到作者的解读颇为琐碎，下面以本书第四章对一个抄本的解读为例，介绍作者的解读方式和解读重点 。第四章讨论的是2005 年秋作者在北京潘家园购得的一个抄本 。抄本封面题“徐氏三种”四字，本书定为抄本书名，共 102 页 。里面抄录了三类文本，最重要的是带有注释的《千字文》， 其次是一个有助睡眠的药方，其三为一条谜语 。作者从这个本子的使用者留下的印迹，重构了使用 者的大致情况及他们与这个抄本之间的关系 。
作者重构的起点，是抄本内出现的一个年代，这是由铅笔写在封面上的一串数字: “20，6，27” 。作者认为这是指 1920 年 6 月 27 日，进而依据本子中出现的三种笔迹，断定本子的三位使用者及其大致生活年代 。由于其他两种笔迹是用毛笔书写的，作者断定书写者的生活年代更早 。从抄本的 名称判断，最早的使用者应为一位姓徐的人 。从文本的主体内容( 《千字文》) 和最后两页的姓名清单，作者断定此人的身份为老师 。封底出现的“王秉鸣”三字，写了五遍，作者认为此人应是这个文 本的第二位使用者，其身份是徐老师的学生 。而那位以铅笔写字的人，则是第三位使用者 。在此基 础上，作者以代际年龄间隔为依据( 一代 30 年) ，大致估计了上述三人的生活年代 。据他估计，徐老师大约生于 1840 年①，1910 年前后亡故; 王秉鸣生于 1871 年前后，至 1920 年他大概年近五十，而第三位使用者生于 1908 年前后，1920 年时可能尚是一个 12 岁的少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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