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探讨的时代，这些传抄者属于哪个群体? 作者用了不少篇幅，对传抄者的身份进行讨论和认定 。他认识到，从书法优劣判断，传抄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有差别的 。不过他还是提出这样一个 假设: “这一时期许多书面材料的使用者，特别是我收藏的那些书面材料的使用者，都是秀才一类获得过低级功名的人 。”( 第 23 页) 何为“秀才”? 绪论谈到书面世界的参与者时指出，不少是有志于获取生员资格的学生，而“考中的候选人被称作‘秀才’”( 第 2 页)。但书中随处可见的“秀才”一词，并非科举功名的获得者，或是参与过科考的童生，因为作者在一个脚注中交待说，本书的“秀 才”代指“能识文断字的人”，他们靠从事各种文字工作养家糊口，“也可以假定他们是职员或代书” ( 第 25 页注 17)。综合本书各章的论述看，作者所谓的“秀才”，应接近现代汉语中“秀才”的广义， 亦即书生、读书人之意 。
总体而言，抄本、传抄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常复杂的 。有时，所谓的传抄者，其实 就是撰著者，如第五章讨论的命课和第六章讨论的《唐氏家谱》的所谓传抄者 。有时，传抄者可能 是专业抄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面对的就是抄本、抄工、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抄 本与抄写者的关系 。② 更多抄本涉及的情形，应该是传抄者自身的传抄行为，亦即传抄者依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将别人撰著的文本进行抄录，此处仅涉及抄本与传抄者之间的关系 。在这三种情况 中，抄本与传抄者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是有一定差别的 。
① 参见安?布莱尔著，徐波译《工具书的诞生: 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第 2 章对笔记的深入讨论 。
② 欧洲活字印刷术发明前，为满足大学师生对书籍不断增长的需求，抄本制作出现了批量生产的趋势 。为提高制作效率，一部书可能拆分为几个部分，由几个抄工同时抄写，这种制度被称为“分卷抄写制”( pecia system)。参见托马《手抄本》，费夫贺等著，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23 页; Alison Joan Ｒay，“The Pecia System and Its Use in the Cultural Milieu of Paris，c1250 － 1330，”Ph. D Thesis，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2015.
( 三) 抄本、读书人与民众
印本与抄本之间的差别，对于理解抄本有何意义? 除了传抄者自身，抄本的使用者还有可能包括哪些群体? 抄本与传抄者所在社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本书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 。作者将抄本视为一种“文化工艺品”( cultural artifact) ，讨论围绕这一“工艺品”形成的社会关系 。此处所谓“文化”，指的是民众的生活方式，或者用作者的话说，是“平民的 日常生活”，而“工艺品”是指抄本由手工抄写而言( 第 6 页)。本书对抄本的解读，从判断其时代、地域和传抄者入手，而主要宗旨则在建立抄本内容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作者所称的“人类学视角”的基本内涵 。
那么如何建立这种关系呢? 作者的基本构想是建立抄本、“秀才”与“平民”三者之间的关系 。“平民”是作者给出的英文 common people 的中文表述 。① 在作者看来，“平民”是“不具备功能性识字能力的人”( functionally illiterate)。② 作者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所谓的“平民”比重很高，约占中国 70% 的人口( 第 1 页) ，这个数字大体依据罗友枝( Evelyn S. Ｒawski) 的估算，但略低一些 。③ 作者认为，不少“平民”能认若干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及所在村庄、省份的名字，但大多数“无法完全读 懂一本书或一份报纸”，就是读家书、租契也需求助于代书或其他读书人 。自然，由于读写能力的 限制，绝大多数“平民”不会留下书面材料，研究者也就无从直接理解他们的生活与观念、希冀与恐惧 。而这在作者看来，正是“秀才”及其抄本的重要之处: 因为“平民”对“书面世界”( the world of writing) 的参与，正是透过“秀才”及其抄本来进行的( 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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