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荆轲有勇气、有胆力，惜乎技艺太差 。某种意义上讲，是他与燕太子丹一起把燕国断送了 。
而荆轲作为刺客所受到的雇主的礼遇是空前的 。燕丹子以太子之尊，不仅对荆轲有求必应，既封官又赏赐，车骑美女恣其所欲，而且在荆轲面前是“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可说是卑词厚币，无所不用其极 。与其他几个刺客相比，荆轲受礼遇之高无人能及 。荆轲的谱儿和架子摆得可够大的 。可是联系他的“专业水平”，及主要因为其“专业水平”低而造成的刺秦的失败，我们就会觉得，他在燕国的行为及所受到的礼遇是非常怪异的 。关键还在于，荆轲并非质木无文，感情冲动，鲁莽灭裂的李逹那样的一勇之夫，而是“好读书”，“为人深沉好书”的人 。这样一个人，他对自己的业务水平及刺秦事件之重大干系难道没有深入细致的考量么？那么他最终接下刺秦任务的原因就只有两种解释了，一是形格势禁，骑虎难下，一是他是个骗子 。
汉代有一篇小说叫《燕丹子》，是专门写荆轲刺秦的 。其主要情节与《史记》没有多大出入，甚至有人认为《燕丹子》“似是《史记》事本”（《周氏涉笔》） 。这个小说与《史记》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增加了许多细节描写 。我感兴趣的地方是其中燕丹子对荆轲的超出常理的礼遇，代表性的是三件事，一是燕丹子送金片子给荆轲，让他拿着这些金片子投掷乌龟玩 。一是荆轲说千里马的马肝好吃，燕丹子就供给他千里马的马肝吃 。一是荆轲夸赞一位歌女弹琴弹得好，燕丹子就砍了这位歌女的双手送给荆轲 。这三件事不载于《史记》，《史记》只记了“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而没有具体交待怎么个“恣其所欲”法儿 。但我们根据《史记》中燕太子丹一系列的行为轨迹判断，则《燕丹子》中的这些细节描写恐怕真是有现实的影子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未可知 。那么，我们说荆轲是中国历史上架子最大、最会摆谱儿、最豪华、最奢侈的一个刺客，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了 。然而这样的一个刺客，却是一个失败的刺客 。
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与其他几位成功完成任务的刺客相比，为什么这位失败的刺客反倒赢得了更大的世俗的声名？
我推测大体上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从我国民族文化心理角度说，国人总是喜欢同情失败的英雄，或者说喜欢同情悲情英雄 。荆轲虽然说不上是什么英雄，但他毕竟具有某些英雄的气质 。他有胆气，表面上看他还有担当，重然诺，不逃避 。虽然刺秦失败，但临死前的表现还是极有风度、极有尊严 。另外，他身后的燕国，与秦国相比，也绝对是一个弱者 。这样，荆轲身上就集中了弱者与失败者的双重特质，也就顺理成章地引起了一般国人的双重同情 。到这里，同情弱者与同情失败者合在一起，荆轲不被人记住是很难的了 。同情弱者与同情失败者，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认识上的误区与非理性 。人们总是倾向认为，弱者与失败者是值得同情的，他们往往是好的，甚至是代表正义的 。有着这样认识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不少见，比荆轲更典型的，大概要数项羽 。
造成荆轲名气更大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与其他几位刺客相比，其生活的年代离人们更近 。《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最早刺客是曹沫，他比荆轲早了五百年左右 。离荆轲“最近”的聂政，也比他早了“二百二十余年” 。从曹沫到聂政，这几个人对于汉以后，特别是汉朝的人们来讲，是太遥远了 。人们在心理上“亲近”不起来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荆轲的故事在秦汉时期广泛流传，而不是其他那几个人 。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对离自己近的人和事更感兴趣 。这恐怕更是一种心理作用 。离自己远，总是觉得于己不大相干的 。这种远既有时间上的，也有空间上的 。比如，我们对发生在自己城市里的一起小小车祸的关注往往大于对巴以争端的关注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不说空间，只说时间 。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年代久远的不可查考的东西，比如大禹究竟是人还是虫这类问题，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而年代离得近，故老相传，留下来的有形的无形的东西多，人们自然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普通人也乐于去了解、去探寻 。如果从这些“近人”身上寻出那么一点点与己相关或相近的事由来，也是让人心动和写意的 。这也许就是“就近取譬”的心理原因所在吧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荆轲事迹的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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