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风水知识看什么书 风水书属于什么类型书( 七 )


① 本书各章的标题,作者均提供了中文译法,本文沿用书中的译法 。
②“不具备功能性识字能力的人”是相对于“具备功能性识字的人”( the functionally literate) 而言的 。简单说,后者是指具备一定读写能力,能基本应付日常文字书写要求,但无意于科考的民众 。
③ 罗友枝推断,18 世纪与19 世纪掌握功能性读写能力的民众,约占男性总人口的30% 至45% 和女性的2% 至10% ,亦即总人口的 16% 至27. 5% ,换句话说,不具备这种读写能力的民众,约占72. 5% 至84%。参见Evelyn S.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 ,pp. 22 - 23 。
以抄本为媒介在“秀才”与“平民”之间建立的关系,具备何种属性? 或者说应如何把握?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经济功能”说 。他认为:
这一类型当中的每一种抄本( 应指民间抄本———引者) ,都可能具备经济功能 。抄本持有者利用书本提供的知识,为别人提供信息或建议,借此养家糊口,这很可能是编纂抄本的首要 考虑 。我们的预设是,这些材料的传抄者及在本行业工作中使用这些书籍的人,大都属于秀 才 。他们曾受过扎实的基础教育,并在一个大多数民众不具备功能性读写能力的社会中,利用 自身受过的教育来养家糊口 。藉由自身的阅读、书写技能,秀才以“知识”拥有者的身份,来从事不同行业的工作———他们是从正规教育中获得这些知识的 。这些行业……包括算命的、讼师、仪式专家、小学教师、医生、婚礼或生育相关请帖的职业书写者、庆贺文书的书写者和代书……我们 必须假设,一些抄本的编纂,是出于传抄者的个人兴趣,用于私人用途,但同时也不妨假定,大多数抄本是出于赢利的考虑而制作的,属于经济交易的一个环节 。
秀才斡旋于识字群体与文盲或半文盲平民的交集之处 。平民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咨询这些 职业人士,因而秀才的抄本传抄的有关信息、观念和价值的记录,体现了平民的需求、希冀和价 值观 。( 第 63 页)
在上述表述中,“秀才”被等同于一系列职业或半职业人士,如算命的、讼师、仪式专家、小学教 师及作者所谓的“婚礼或生育相关请帖的职业书写者”“庆贺文书的书写者”等 。作者将“秀才”与 “平民”的关系理解成一种经济关系: 秀才出售知识,而平民为此付费 。而作为知识储存与传播媒介的抄本,不仅体现了传抄者/“秀才”自身的关怀,也折射出“平民”的“需求、希冀和价值观” 。如 此一来,“平民”成为抄本的间接使用者 。作者进而指出,“抄本是中国平民创造的文化工艺品 。他 们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普通民众在着手完成日常义务,规划过渡性生活事件,致力于理解困难事务之际的丰富的感性生活 。每一种抄本都显示了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和价值,是如何在地方层面藉由平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诠释的……它们创造了所属时空的特定的文化,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抄本揭示了 1850 至 1950 年这个剧变世纪中国平民的生活 。”( 第 63—64 页)
应该说,本书对抄本、“秀才”与“平民”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为解读抄本提供了一个基本思 路,“秀才”和“平民”可视为抄本的直接和间接使用者,但若将“秀才”与“平民”的关系,化约为一 种经济关系,则似有简单化的嫌疑 。第五章讨论的命课,一般来说,的确是算命先生与顾客发生经 济往来的间接的书面证据; 第八、九章讨论的道教科仪本,通常是在道士受雇做法事时使用的,中间有可能涉及经济往来也是可以大致肯定的 。但其他一些文本体现的社会关系,就很难断定它们是 否属于经济关系了 。如第六章讨论的《唐氏家谱》,其编纂者的身份大致可以确定,但谁是家谱的 使用者? 哪些民众会咨询家谱的内容? 他们会为此付费吗? 照常理推断,围绕家谱形成的使用者与编纂者/ 抄写者之间的关系,应该说与经济交易无关 。又如第七章讨论的两本楹联抄本,作者认为传抄者有可能通过替人写对联来赚钱( 第 233 页) ,这个可能当然无法完全排除,但稍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大概都了解,透过写对联来赚钱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多数人写对联纯粹是出于人情,属 义务劳动 。① 因此,以抄本为媒介构成的“秀才”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关系,这一关系还涉及哪些面向,有待日后专题研究深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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